《反腐论纲原稿三篇》
作者：王世保
目 录
引言
第一篇 反腐论：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反腐风暴
第二篇 复兴儒学是中国抵御腐败的必由之路
第三篇 论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
引言
以下三篇文章是我关于腐败以及反腐败问题在不同时期的思考而写出的，自《反腐论：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反腐风暴》一文最后完成后，我才发现这三篇文章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我对中国国内反腐败措施的比较系统的建议和意见，它们分别从积极反腐和消极反腐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阐述和具体的应对措施。
第一篇论述了反腐措施的几个种类，包括消极反腐、积极反腐、技术反腐和价值反腐四个概念，并提出了消极的技术性反腐措施。
第二篇论述了我国如何利用儒家思想进行积极反腐的措施。
第三篇论述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不动及政体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制度改革，从制度层面去限制权力的使用，既而达到有效地反腐。
作者的反腐理论仍然处在雏形阶段，希望有识之士能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以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第一篇 反腐论：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反腐风暴
一、积极反腐和消极反腐
腐败是伴随着公权产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源于人性之恶，具体体现在那些公共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之便进行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往往导致公共管理部门的社会功能发挥失灵，沦落为少数人牟一己之利的工具，既而导致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受损，祸害社会。
腐败既是出于人性之恶，那么任何一个具有公共管理机构的社会都会出现腐败的现象，都会面临着反腐败的任务，这是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保证。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看，公共管理机关反腐败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种，即积极的反腐和消极的反腐。
何谓积极的反腐？积极的反腐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改变人性之恶，使其能够控制自己的私欲，达到一种善的自律的状态，保证在手握公权时能够积极主动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谋私利。比如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具有一种积极的反腐意义，它强调一个从政的士人要不断地克服自己的欲望，达到修身养性，一心为公。社会主义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德政，道德教化是立国之本，因此在积极的反腐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要比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具有明显的优势。
何谓消极的反腐？消极的反腐就是通过一种制度设计或者其他技术层面的监督措施，达到限制权力或者威慑行使权力者，使其不能够以权谋私，进而达到拟制人性之恶。这是一种消极的对抗性质的反腐措施，它的社会成本要比积极的反腐措施要高的多。在消极的反腐措施上，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虽然不是为反腐而设计的，但是它与社会主义的一党制和中央集权制相比，具有通过对抗来限制权力的反腐优势，但这仅是制度层面的反腐措施；另外一种消极的反腐措施就是强化监督机制，这种反腐措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不涉及到价值观，具有普遍的实用性，比如政务公开、公共费用审计制度、官员的私产公开以及审计措施等等。
对于出于人性之恶的腐败，每一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采取不同的反腐措施。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离制的政治制度，正是基于此，国内的一小撮宣扬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民族虚无主义分子在指责中国政府反腐不力的时候，企图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强加到中国社会，以为只要把具有反腐优势的西方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国，就能解决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这种民主万能论的提法是很幼稚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反腐措施都不能有效地杜绝腐败现象，无论是反映价值观的制度层面的反腐措施还是技术层面的反腐措施，莫不如此。我们只有综合地运用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反腐措施，才能把腐败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
因此，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取积极的道德教化和消极的技术监督层面的反腐措施来控制国内腐败现象的滋生，既而达到洁净政党，实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反腐而自宫，改变自己的政体形态，去迎合那一小撮宣扬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民族虚无主义分子们的主观意志，这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反腐
我曾经在《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抵御腐败的必由之路》一文里详尽地阐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去利用既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积极反腐，本文则主要从消极反腐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如何进行技术层面的反腐败。
技术层面的反腐就是在不涉及国家的基本政体和价值观改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反腐措施，比如简化一些滋生腐败的行政审批环节，加强公共机关的活动监督，使政务开支公开透明化，登记、审计和公开政府官员的私有财产等等。
我们知道行使公权的是公务人员，而腐败的主体也是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公共管理机关的公务人员，必然具有公私的双重性，他们既有作为个人的私人利益，也有作为公职人员为人民去谋公共利益。腐败则是公务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利用公权去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利己行为。比如公务人员在享有为公共机关服务而拿应有的薪金报酬基础上，利用权力之便去占据国家的或者收受他人贿赂的财物，其结果必然导致两种现象，即公共经费出现异常和公务人员的私有财产会出现与其收入极不成比例的暴涨。比如，有的政府官员收入还不到两千元，其个人在生活中不但能开着昂贵的名牌小轿车上班，还能拥有多处豪华的住宅，而按着其现有的收入水平，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消费水平的，那么那些轿车和豪华的住宅从哪里来？那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腐败的公务人员私下占有的是有形的财屋，那么我们国家只要对这些财物加强监督和跟踪就是了。比如由国家对公共机关的经费和官员的私人财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监督审计，由民间对公共机关的经费和官员的私人财产进行长期地监督举报，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实行政务公开和官员的私产公开制度。
对于公开官员的私产，我个人认为是国家和民众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一种最为有力的措施，它是各级官员在任职期间“干干净净做人”的保证。其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在从政之前必须申报自己现有的财产总额以及合法的收入途径。
2、由纪委或者反腐的专职部门对相应的公务人员的申报的财产组织相关的审计单位对其进行有效地审计。
3、由纪委或者反腐的专职部门对相应的公务人员的申报的财产进行公布，同时设立举报机制，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
4、各级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定期地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接受国家的监督审计和民众的监督举报。
由纪委或者反腐的专职部门对于那些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来源不明的财产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公示于众，并处罚相关的责任人。
政治既然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崇高职业，那么任何一个准备从政的社会个体必须具备从政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通过其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而体现出来的。
如今，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及预防腐败办公室在5月28日联合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这是我国技术反腐的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能够坚定反腐的决心，强化政务支出和官员个人的财产公开审计的机制，制定有效的法规，既而用铁拳打击那些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使他们不能成为利用公权谋私利的害群之马，以便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扰乱了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应当汲取国内外各个执政党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净化官员队伍，加强执政力量，以便实现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民本政治。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华民族才能越来越强大！
第二篇 复兴儒学是中国抵御腐败的必由之路
腐败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消极的政治现象，只要有以权力的形态呈现的公共管理机构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腐败是通过少数有权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使得国家公共管理机构偏离目标和降低效率，丧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对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带来或多或少的损害。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公共机构的威信必然会丧失，进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要受到破坏。因此，为了本国人民的幸福，各个国家的治理者都在想尽各种办法铲除腐败。
中国在1949年成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后，曾经在早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清廉局面，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带来了国民私欲的快速膨胀，部分国家公共管理机构的公务人员在这种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是去为人民谋福利，而是去满足个人的私欲，损害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现代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给社会的和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产生了诸多的民生问题，因此，抵御和打击腐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础。
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地打击和铲除中国当前的社会腐败现象呢？要想提出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必须先对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行正确地认知，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治世良方。
一、政治道德危机是中国当前政府官员腐败的根源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里，只要一提到反腐败，一些西化了的文士就埋怨中国没有实行象美国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照搬了美国的民主，就能解决中国的政治腐败问题。为了民主而民主，他们不惜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绩，极尽诋毁之能事；为了民主而民主，他们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四处宣扬那种机械的照搬模式。这种无明的认知在当前反腐出现困境的情况下，颇能迷惑一大批缺乏独立思考的民众，使其成为追随者，进而在民主幻象的牵引下，一起喧嚣乱舞。
放眼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透过那些文士宣扬的民主幻象，我们会不难发现：无论是那些实行被某些文士崇尚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还是那些实行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国家，腐败都是普遍的。腐败的存在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铲除腐败也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我们知道现在世界腐败严重程度名列前矛的印度和印尼，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制，却不见得腐败有所改善；即使一向标榜自己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和英国，小布什和布莱尔为了满足个人的暴力倾向，不惜制造假证据，利用掌控的煤体对其国内的民众进行欺骗，为其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借口。这也是最先进的最民主的国家产生的典型的腐败案例！
为何民主制并不能有效地制止腐败现象产生呢？
我们知道腐败现象是公共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为自己谋私利的一种行为。它是一种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是受当事人的内在欲望支配的。一个公务人员本应该利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去为公众谋福利，却抛弃了这种为公的责任，不惜损害公共利益而为自己谋好处，这反映了什么呢？一个字，就是贪！贪婪恰是一种人性的堕落，它是一种不能自控的恶的身心状态。这种恶的贪性导致当事人抛弃自己应尽的义务，疯狂地占有，以成全自己的私欲。因此，人类社会腐败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性的堕落。
对于这种人性的堕落，可以有两种防御办法：
一种是积极地改善，就是通过教化和修身养性让有权者能够放弃自己的贪婪，达到一种寡欲为公的善的状态。
一种则是被动地制约，就是通过不断地改进外在的管理体制制约有权者的行为，减少其以权谋私的机会。
事实上，西方一再标榜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为了消除腐败而生，它本是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自然呈现的形态。由于民主制赖以产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纵欲的，因此，它是承受人性之恶的制度。它只能通过不断地改进制度的设计来外在地制约公务人员的行为，却不能改善公务人员的人性状态。因此，民主制对腐败的治理只能治其标，不能治其本，这就是为何有的民主国家反而腐败现象更加严重的原因。
因此，从本原上讲，中国的政治腐败现象恰是反映了某些公务人员人性的堕落，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治道德危机。政治道德的逐渐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而腐败现象的滋生又加重了中国当前的政治道德危机。
要想解决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我们还必须依据国情和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政治道德危机。那种制度主义的呼吁或许不但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反而会重新带来社会的混乱和国家的衰败！
无疑，儒家思想为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提供了希望。
二、儒家文化抵御腐败的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并从实践上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却因历史的原因没有提出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和措施。马克思主义虽然走向了世界，但是它仍然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具有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建构的特征。
在马克思的自我意识里，人仅是一种抽象的能够纳入逻辑秩序的概念，却缺失了可塑的具体的身心内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没有具体的道德教化，只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一种基于理性的抽象分析。理性的抽象分析代替不了对社会个体身心状态的塑造，前者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活动，而后者则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完善的行为。但是，公有制是基于一种大公无私的个人道德基础上的，它的实现和有效运行就是建立在人性普遍处于一种自律的善的状态下的，所以道德教化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无产阶级基于共产主义理想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当面对社会的广泛治理的时候，它却缺失了保存公有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即那种对社会个体的状态进行方方面面塑造的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抽象的论述完全丧失了对人私欲的内在约束，进而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道德危机的出现。没有强有力的道德教化，那些手握权力的公务人员多是丧失了为公的责任，成为了以权谋私的利己主义之徒。因此，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缺陷导致后来的腐败现象的滋生。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恰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从儒家思想里找到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伦理基础，即由孔子开创的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孔子也正是在周朝末期那种礼崩乐坏、社会体制失去效用的基础上提出以“仁”为核心儒家思想的。在抵御腐败的各种体制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应该重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通过分析，我认为在儒家文化中能够克制中国当前社会腐败的有两个核心的思想资源，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种就是儒家塑造人格的方式，即“修身养性”，它以“克己”开始，止于“慎独”。
所谓的“克己”，就是根据当下的法律、伦理道德和地方风俗，主动地去克制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合理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达到与外在的社会关系和谐，进而使自己的身心处在一种可控的善的状态。一个社会个体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克己修身，最后达到一种无须克制的自主状态，即孔子所言的“慎独”。在这种“慎独”的状态下，面对外在的各种诱惑，即使没有别人的监督，也不会产生心动的欲望，能够泰然处之。“慎独”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克己修身的完成，是人格独立的最终达成，也是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而不愈矩”的自由境界。
我想公共管理人员如果都能做到克己修身，达到“慎独”的状态，那么他们就不会以权谋私，真正地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
一种则是儒家的人生目标，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克己修身是公共管理人员培养政治道德的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应是公共管理人员的人生目标。
一个公共管理人员只有自己达到自律的善的状态，才能影响自己的家人和族人，甚至会感化自己周围的下属，因此，“修身正心”才能“齐家”。能够“齐家”的公共管理人员在杜绝了周围滋生腐败的可能的情况下，自然就能够率正和教化一方的民众，甚至惠及一国，乃至天下。
“修身”的工夫与“治国”的人生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正心的“修身”，必然不会有“治国”的理想，而要想“治国”，也必然要正心“修身”。中国古代的官员，多能在忙完公务以后，回家闭门读书，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品行。今天的政府官员，多是忙完了公务，就去寻欢作乐，腐化堕落。
中国当前的政治道德危机恰是反映出那些公务人员多是一群追名逐利的市井之徒，他们全然丧失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他们获得权力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谋取私利。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在广大政府官员中重新塑造他们的人格，激发他们树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理想。一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共事务管理队伍也必将能够成就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
三、复兴儒学的具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包容的心态和智慧，有容乃大。作为中国人，象儒家思想这样被世界公认为优秀的东方文化，是应该加以吸收并用来塑造自己高尚的人格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义务复兴儒家思想，同时将其整合进社会主义理论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伦理基础，以实现人民的和谐和幸福。
基于以上认识，结合现状我提出以下几项可行的抵御腐败、复兴儒学的措施：
（一）进行全民性的儒家文化基础教育
儒家文化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适合各个年龄阶段教育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对提高全民人文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的教育界应该根据这些经典，为不同年龄段的中国青年学生设计不同的过程。
《弟子规》、《千子文》、《朱子家训》等童蒙教育经典可以在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开课。
《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可以在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开课。
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修身养性”的儒家文化氛围，我们才能普遍地提高国人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
（二）国家公务员要进行儒学“四书”的考试
国家选取公务人员，虽然专业技术和能力很重要，但其道德素质却是从政的基础。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不是要那种只会逢迎拍马、欺上瞒下和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分子。因此，儒家的“四书”要列为与专业技术同等重要位置的公务员考试课程中。
虽然儒家的“四书”考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考察其人是否有德，但是学习不学习四书却能反映出其人有没有塑造自己人格的倾向。
（三）对现有的共产党员进行“四书”教育
我国的党校是对党员进行集中教育的基地，为了能够在广大党员中培育起克己修身的良好风气、树立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需要在各级党校对党员的教育中开展“四书”教育。
通过儒家文化的塑造，我们可以转变一些共产党员自我意识中存在的那些低级的和庸俗的人生观念，既而树立起入党为公和从政为民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高效和儒家思想教化的廉洁的基础上的新型儒家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出路，也是中国为解决世界的政治难题给出的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如果成功，那将是人类的福音！
第三篇 论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
腐败目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公害，些须公共机构的在职人员在贪欲的驱使下，利用职权之便，作出危害人民、党和国家的事情。这种腐败行为已经加剧了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执政党的形象和地位。不反腐败，任凭那些贪官胡作非为，必然激起民怨，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为了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不断地采取措施来遏止腐败势头的上升。但是，从多年的反腐效果来看,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这是为什么？本文拟就对这种现象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民主党派的协作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解放的胜利，解除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自己合法的执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合法地占住了执政主体，其他民主党派则作为参政议政的角色继续发挥着辅助的政治功能。这就是现代中国的一党专政、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
我们知道滋生腐败有两个要素：一种是必须有权力资源，就是具有可以进行腐败的环境与手段；一种则是贪欲，就是不能克制的损公利己的欲望。在损公利己的欲望支配下，具有权力资源的公职人员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进行腐败。
如何能够有效地拟制这种私欲僭越公共意志而随意支配国家权力资源呢？
根据国内外治国的经验，一般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道德教化，让人们克己奉公，实现自率；一种则是采用一种外在的强力进行规范公职人员的执政行为。东方的国家自古就偏爱第一种，而第二种主要源于西方，就是以三权分离和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民主制。
中国在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就逐步引进和建立起了类似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对广大党员道德教化的资源也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儒家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便于抽象空洞，用这种抽象的哲理去对广大党员进行道德教化，却很难对他们的心灵进行有效地塑造。在道德教化效率低下的情况下，遏止广大党员的腐败行为只能寄托在体制上。但是，由于这种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却拟制了民主制中的监督机制，进而导致各种反腐措施失效，这就是中国目前一党治国与反腐败的尴尬。
这种一党专政形成的情境就是国家权力资源的划一化，权利资源的划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可选择的权力资源单一化，也就是说这种对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权力资源的选择变成了一种被动的默认，不管大众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得接受。一旦这种被动的局面形成，那么政权资源就会有可能被随心所欲地使用。无论执政党把自己的内部划分为几个相互制约的职能部门，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和利益，他们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制约就会大打折扣。这种相互监督往往变成了相互勾结，共同危害人民群众。这就是为何只要一反腐败，就会挖出一个利益集团出来。这种一党专政不象其他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和群众基础，由于他们都有掌控政府的可能，所以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来推进这些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同时，选民也能够通过这种选票来行使自己的监督功能。当这种政治体制一旦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公职人员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政权资源，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监督之下，都会影响老百姓手中选票倾斜的方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那些真正地为百姓做事的政党才有可能成为执政党。
只有选民具有可以选择的权力资源，他们才可以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监督功能，才能有效地拟制腐现象的发生。在不能对广大党员进行有效地道德教化使其自率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那么这种一党专政就成了滋生腐败的根源。
当然，中国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但是，国外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治国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因为我们有着众多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可以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比如：
一、可以让更多的民主党派担任地方政府的正职，实现地方选举公平竞争；
二、国家的监督机构主要由民主党派来组成，党内人士在监督机构中只起一小部分的辅助作用。
要想让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就应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不是让他们仅是一种摆设。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就应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同时让他们适当地参与执政党之间竞争，给基层选民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民主党派参与力度的加大，只能增强执政党的忧患意识，进而加强自身的净化，弘扬社会正义，遏止腐败，促进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共产党惧怕自己的执政地位的丧失而不敢逐步放开民主党派的执政程度，那么这只能加剧党内腐败，加大亡党亡国的危险！
让民主党派参与执政党的权利资源竞争吧！只要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天永远踏不下来！
